100多年前，一批生于乱世的民族工业先驱不甘沉沦，怀抱“实业救国”的理想，于内忧外患、艰难困苦中昂扬奋起、艰苦创业，树起一面面革新的旗帜。广为流传的“南张北周”就是其中一个典范。“南张”指状元实业家张謇，“北周”则为华北新式工业的开拓者周学熙。
“华北工业之父”
周学熙（1866-1947年），字缉之，号定吾、止庵，安徽至德（今东至县）人，清末民初著名社会活动家、实业家、金融家，对民族工业尤其是北方工业发展贡献卓著，堪称“改变民国初期工业落后状况”的中坚人物，有“华北工业之父”“中华第一流理财家”之誉。同时，他还是一位教育家、书法家、诗人、古籍与金石收藏家，著有《东游日记》《中学正宗》《西学要领》《德国战后之经济与实业》《自述年谱》等。
图片 博巍
周学熙生于显宦之家，其父周馥系李鸿章幕僚，深受倚重，历任两广总督、两江总督等要职。1874年，8岁的周学熙随父移居天津，入塾读书。虽天资聪颖，却时运不佳，先后5次乡试名落孙山，直到29岁才考中举人。周学熙本想在仕途上有所进步，孰料京会试屡次落第，未能如愿。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听完学者李尊客、邵班卿、文廷式、康有为等人的讲学和演讲后，周学熙深受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之思潮影响，考虑再三，毅然放弃举业，投身实业。
1898年，33岁的周学熙以候补道员资格，获北洋大臣裕禄委派出任官督商办的开平矿务局会办，后升任总办，自此走上了实业救国道路。他以天津为基地，相继开办多家公司，先后投资燃料、建材、纺织、五金、交电、机械、农垦、金融等行业，逐步形成以启新洋灰公司、滦州矿务公司、华新纺织公司、耀华玻璃公司等大型近代化企业为核心、资本总额高达4000余万元的实业集团，奠定了他在近代中国工业史上的地位。然政局动荡、军阀混战，企业生存日益艰难，周学熙遂于年届花甲之时辞去一切职务，退隐林下，以佛门居士自处。
周学熙等创办的中国实业银行旧址
建构近代金融体系
如果说，周学熙与张謇在实业上难分伯仲的话，周学熙在金融上成绩无疑更为卓越。他曾作为地方官吏东渡日本考察“工商币制”长达两月，亲身感悟到了“金融机关与实业发展，实大有密切之关系”的真谛。
周学熙在金融界崭露头角，是因其匡助津埠地区罕见的“钱荒”。1900年，天津因遭受八国联军侵犯，百业凋零，金融业尤惨，市面上制钱短缺、沙钱充斥、物价飞涨、民不聊生，加之“庚子赔款”，国库罄尽，而地方却还要负担分配的赔款摊派，天津更为财匮民穷。其时，他受委派赴津总办北洋银元局，督办天津官银号。在无厂房、无设备、无资本、无机匠“四无”情况下，他招集工匠日夜开工，仅用72天就铸出“当五”“当十”“当二十”铜元150万枚。周学熙还通过购置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制铸币机，培训新设备匠徒，制订生产指标，实行量化管理，严格奖惩等办法，使原日产铜元33万枚剧增一倍以上。同时，他创办的天津官银号将北洋银元局拨解来的铜元通过40多家钱铺直投市肆，以“接济市面”，迅速扭转了津埠“钱荒”局面，既打击了帝国主义、投机奸商和贪官污吏，又使北洋铜元的流通区域由津扩大到京、保、鲁等32个省市。
但真正让周学熙在金融界声望大增的还是其任财政总长期间。他认为，一个国家如没有完备的银行体系，则财政和经济都将受到损害，而一个完备的银行体系，必须包括中央银行、国际银行和商业银行三个系统。基于此，其一，他在任内不遗余力改组大清银行为中央银行，1913年4月正式组建中国银行。其二，积极筹设兴华汇业银行（国际银行）。此前，我国没有国际银行，内外贸易中的汇兑业务及借款事务全为外国银行所操纵。1912年兴华汇业银行成立，总行设于上海，并于国内外贸易重镇开设分号，可以低息随时向中央银行通融款项。其三，创办中国实业银行和农工银行。彼时，城市中实业尚无，农村几乎是高利贷的天下。经过近4年筹备，中国实业银行于1919年4月在天津正式成立，资本300万元，总行设在天津，经营储蓄、信托、仓库及发行钞票等，还投资工矿企业，业务一时相当发达。1915年夏，他又亲赴通县，是年11月，通县农工银行成立，首先进行人口和土地调查，接着于农民，促进了通县农业发展。
寄情翰墨诗文
周学熙还写得一手好字。其书法源于家学，其父周馥16岁时的字铁画银钩、龙飞凤舞，常常为他人作祭文、写书信，后为避难战乱，辗转流落到省城安庆，以代笔谋生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李鸿章看到周馥代李府伙房记的账簿，见字迹端庄秀雅，大加赞赏，遂引入军中“办文案”。
周学熙自小在父亲的亲炙下习字，遍学诸家。但受其时环境影响，“馆阁体”颇为明显，这从其楷书《致紫石仁兄七秩大庆》中可见一斑。
在研究了诸多个案后，笔者发现，近现代书法史上有一个特殊现象：那些具有强烈变革与革命意识者大多选择碑学，如沈曾植、康有为、梁启超等。但周学熙作为推崇新政、开风气之先的实业家，在书法上却是相对“保守”的，一生浸淫于帖学，以“二王”为宗，魏晋风韵构成了其书法的主调和深层心理审美意识，出之平整，以正为奇，尤其是一手王字写得炉火纯青，并下涉颜真卿、“宋四家”和赵孟頫、董其昌等。
由于乾隆皇帝偏爱赵孟頫，清代天下人无不学赵书，成功者却凤毛麟角，以至于形成了专为应试而献媚的馆阁体。仅就这点而言，周学熙实在厉害，他没有被一家一法一体所囿，一生都在学习不同的书家书风，努力丰富着自己的笔墨语言，故每个时期，甚至同一时期的风格都会有较大的差异。与专业书法家相比，周学熙于书法谈不上真积力久、术业专攻，但用功颇勤。无论多忙，每天都会抽出时间看书、写字。据其晚年自己制定的读书计划，每日温经书、看格言、读佛经、练习字等都在一个小时以上，雷打不动。
如今，在拍卖会上，时常可以看到周学熙的一些手迹，多为平时信手写成的便条、题笺等，不乏精彩之作。只见方寸之内，或行楷，字字独立，醇厚自然；或行草今草，线条上下映带、绵密精警；或取法圣教序，玄远散淡，超然尘外，无意于佳乃佳；或效法颜字，横轻竖重，棱角分明，尤重气脉的畅达和笔致的遒润；或心摹手追“宋四家”，大小错落，妩媚天真，于纯熟中透出生色。大字作品虽不多见，如“雅言诗执礼，益友谅多闻”一联，以颜、柳为底子，融以苏、米之笔意，笔势耸动，极意生发，藏锋顿挫，多施搭折肩转，纵逸势出，别裁卓立，加之写在粉纸上，古意盎然。
周学熙对书法教育高度重视。为办好家塾，他亲自制订《周孝友堂家塾幼学课程标准》，对课业做了详细安排，包括书法和图画。在其兴办的北京官立第一、第二小学堂工场乃至工艺学堂（今河北工业大学）等成人学校，也都设有书法课。据周家后人回忆，书法课是按照书体源流安排的：先练小篆，如《泰山二十九字》《峄山碑》，再写隶书《礼器碑》《乙瑛碑》《史晨碑》等，最后才是习楷书。这样的设计既顺应少儿学书宜从正书入手的规律，又十分契合文字演进发展的顺序，颇为科学。
在开滦建矿140周年之际，坊间还发现了周学熙画的一件设色国画作品，尺幅不大，二尺见方，画面主体是青青草地，一丛萱草向阳盛开，下添插一枝堇花，取“萱草忘忧”之意，整个画面干净整饬，无一赘笔，看得出对《芥子园画谱》下过功夫。
（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、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、浙江省金融书法家协会副主席）
